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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发师闵维霞
周几 发表于 2007-01-24 18:28:46
理发师闵维霞
闵维霞 38岁 来自安徽芜湖
现在工地从事理发工作
1983年的中国农村和今天是两个模样。今天，农村的壮劳力以百万大军的规模和异常的激情涌向城市，只剩下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留守在村庄。但是1983年不是这样。愿意往外跑的人是少数，更多的人乐意呆在家里伺候那点田地。他们生活得足够满足，他们对土地还怀着足够的希望。
闵维霞是1983年来的北京。那年她16岁。
她是经过老乡的介绍，到北京来做保姆。那年和她一样外出打工的姐妹只有两位。一位北上北京，一位南下深圳。她们初中都没有毕业。家庭的经济原因只是一方面，闵维霞说自己之所以愿意来北京，更多还是由于自己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。毕竟，她还是一个孩子。
家里人不放心，打了一个电报，希望雇佣她的人家到站台来接一下。可是电报打晚了，她比电报先到北京。当她和夜幕一起到达北京站时，她发现这个城市庞大得远远超出她的想象，即使那时的北京远没有如今繁华和地形复杂。16岁的闵维霞捏着一张写有地址和姓名的纸片，惊惶失措。在此之前，她甚至没有到过芜湖县城。
所幸的是北京人足够热情，当她终于在一位大爷的指点下坐上公交车，她委屈的哭了出来。
闵维霞说，现在想来，她对北京的一份好感也许就是因为那位指路的陌生的大爷。这么多年来，即使闵维霞在北京生活的很艰苦，有的时候甚至遇上了一些不平的事情，但是她还是觉得，北京是一个亲切的城市。
闵维霞还记得，雇她的那家人当时住在团结湖。男的是军人，一家人待她都很好。她和那家人吃在一起，住在一起。
在这之后，闵维霞先后到其他人家做过保姆，到市场卖过菜，还做过其他的小生意。逐渐安顿下来的她开始打量这个曾经让她哭鼻子的城市。她开始适应这个城市的车水马龙，流光溢彩。但这不会是她的生活。在北京，她始终会是一个异乡人。她永远只在北京的边缘徘徊。
1989年，闵维霞回家结婚。丈夫是家乡人。她再次来到北京是在1998年，这次，她跟着丈夫在工地打工。丈夫做瓦工，她在工地给人理发。
理发生活
上午10点，闵维霞准时从位于双井附近的一个工地生活区出发（她和丈夫一起住在该生活区的一间屋，丈夫已经在工地做质检），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达另一个工地。她的自行车车筐里，装着很简单的理发工具，一把老式的推子，一把剪刀，一把剃刀，一张毛巾，还有一块围巾。
今天她去的工地位于大望桥附近，2年前这个工地刚开工，她就开始在这个工地理发。而自从1998年再次来到北京后，她的工作就没有改变——她一直在各个工地理发。她说不清自己已经去过多少个工地。
到了工地，她从早已熟悉的一个工友那里拿出寄放的两把椅子，一把皮椅，一把木椅。皮椅是客人理发时坐的，木椅则用来放点小东西。再拿出一个盆，一个热水瓶，她到离这儿很近的一个工地食堂打了开水，再将一个写有理发2元的小黑板挂起来，她的架势就算全部摆好了。
其实白天的人比较少。人随着夜色渐渐多了起来。因为工人都下班了。从下午五点开始，闵维霞就很少有休息的时间。在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内，坐到这张皮椅上的人一共是12个。其中理发的人10个，另外两个是专门来刮胡子的。每个人理发是2块钱。刮胡子每人每次一块。两个小时的收入是22元。而整天的收入，能在40元左右。
大多数工友和闵维霞都很熟悉了，路过时即使不理发，也愿意和她打一声招呼。“来了？”工友问，并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。“来了！”这边回应，只是抬起眼点点头。也有爱开玩笑的工友：“又有好几天没有来了吧！想你想得胡子都长了。过会儿来刮个胡子，就不收钱了吧。！”这是一个露天的场所，遇上刮风下雨，是没法工作的。所以天气不好一连几天不来的情况也是有的。这边手里的活并不停下：“行，你的脸皮厚，我正好磨磨我的刮胡刀。刮破你的脸别怪我！”周围的人哈哈大笑。搭话的工友也哈哈大笑，往宿舍回了。
但是正在刮胡子的人没有笑。他正闭着眼享受。那块深色的毛巾刚从热水里拧起来，敷在他的下巴和嘴上。（这块毛巾敷过这个工地大部分人的嘴唇，下巴）这个工友在理发时刚刚和闵维霞拉过家常，他们聊到了工作，聊到了老婆，聊到了儿子。他聊的很兴奋。那此刻他闭着眼正想起什么呢。是为刚才在嘴上开荤的这个工友而在心里暗暗发笑，还是想到了自己在老家的老婆孩子，思绪已经回到了几千里外的那块熟悉的地方？
椅子摆的位置在一条小排水沟边上。这样的小沟环绕着整个生活区，因为并不畅通而且很少清理，散发着一股很重的馊味。（整个生活区都是这样一种味道）。但是在这个傍晚的生活区，这样的异味因为很多工友的归来而有所稀释。我看到一种生动的生活。即使这是一个小小的兴奋点，一次很廉价的放松。
两次手术的风波
其实最近闵维霞并不顺心。她在8月份又一次因为宫外孕而做了一次手术。这一次花去了5000多元。而去年8月份，她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同一个医院做过一次手术，那次花了3000多。
闵维霞觉得冤。去年她因为宫外孕而做的手术已经切除输卵管，按理说今年应该不会再有宫外孕的情况发生。但是今年她却又挨了一刀，而且花的钱还比去年多。她曾找过相关医院，医生告诉她说，这是因为她自己的生理原因。是一种很少见的情况。但是在闵维霞看来，这就是医院去年的手术不彻底。“你说吧，切除输卵管了，怎么可能还怀孕？”
闵维霞也不指望能讨到一个什么说法。“如果是北京人的话，早就闹上法庭了。”她只希望医院能适当给她减免点费用。后来去做手术时医院也答应了，但是结果是费用比去年还高了。医院的解释是今年用的药比去年要好。
闵维霞很想问个究竟。但是她只是想。身边有朋友认为“切除输卵管而再怀孕”是一个新闻，可以向媒体反应，甚至帮她抄下了一个电视节目的热线电话。（她不记得什么节目，只记得是中央二台的一个。）但是她不敢打。“向媒体反映会收钱吗？”她不知道。她也不知道即使反映了，会不会真的有用。反正她丈夫是这样说的：没用的！
手术给她带来的远不只是经济上的负担，两次手术的费用，再加上后期的一些营养费，少说也有一万二了。这还不算上她误工的损失。（即使丈夫现在做上了质检，工资比普通的工人要高一些，这也是一笔很大的负担。）她的身体比以前是虚弱多了，手术前，她一天可以跑几个工地，但是现在她只能一天呆在一个工地，而且不一定每天都能来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觉得心里不服。但是她又无可奈何。毕竟在北京，她是一个异乡的人。她只是觉得什么都没有把握，因为她在这个城市没有根。即使她来北京已经有年头了。
生病的时候，闵维霞觉得安慰的是，又见到了儿子。儿子在老家读高二。暑假时正在补课，听说妈妈又做手术了，一定要来北京看看妈妈。
闵维霞一直觉得对不住的也就是这孩子。从孩子5个月大，他们就把孩子留在了老家，留在了孩子爷爷奶奶身边。十多年来，他们与孩子的团聚始终固定在春节。后来孩子大了，他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接来北京住上一周。
“有的时候想，真的欠孩子很多。”她说。只是孩子很自觉。这是夫妻俩唯一欣慰的。多年来这样的分离，给孩子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他的独立。“从小他的学习就没有操太多心。”儿子现在在班里成绩算是中等。但是儿子想来北京读书。他想上清华。儿子就给自己找了一条路。他从高一开始就自作主张报名了美术特长班，他的想法是文化课欠缺一点，从美术这方面来突破。儿子画的怎样？这个妈妈说只能说：“暑假他来北京的时候给很多叔叔画像，画的很像！”
儿子现在是在学校住读。每个月，夫妻俩给孩子的生活费是300元。这可以让他在当地有一个相对宽裕的生活。对于儿子，闵维霞是这样想的：还是看他自己，他能混到哪一步，我们就支持到哪一步。读书不行了，就来打工。他来工地也不是一次了，有过体会。
闵维霞还记得孩子刚来工地，看这些人生活很新鲜，说：他们就吃这些啊，就住在这里啊。闵维霞当时就说了：你不读书了，也来这里打工，就是一样的生活。儿子默不作声。
很显然，无论是儿子，还是闵维霞，对生活的希望决不止于这样的工地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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