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奶个熊

去年做了一本书。。去北京的大小工地采访，聊天，写那些人的故事。。
其实自己觉得有点让我们的主编失望。因为自己的采访很不扎实。（我甚至没有用录音笔）。有的人能深入一些，而有的采访明显不到位。。也许和自己的阅历和认识也有关。文字上也是这样，没有让自己满意。。当然可能我滴主编也就不会满意了。。
可是，那些我曾经写过的人呢。。今年能再联系上的只有一两个了。。他们也许还在北京的某一个工地卑微但顽强的劳动。。也许已经回到了几千里外的家。我的采访，只是他们在北京艰难生活中模糊的一点小插曲。我甚至拿到了一点稿费。他们呢？也许曾经倾倒了一点苦水，一点对生活的无力的埋怨。。。。
可是。有什么改变吗。。没有任何改变。。

想到了三峡好人。抛开电影的技巧不说，只是这样的真实就够了。。
生活就是那样活着。

陆续贴上一些来。。更多人看看。。想想。。
罢了。。

同龄人王飞

 

人物：王飞   1981年生人  来自重庆垫江

 

王飞印象

  我第一次见到王飞在海淀区肖家河社区的居委会大院里。那天晚上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邀请了一位老师（这老师不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）给社区居民和工友表演二胡独奏。王飞坐在第二排，（第一排都是孩子）。即使是灯光昏暗，我还是注意到了他脸上的尘土和疲惫。王飞说他刚刚下班，还没到家就听到了乐器的声音，直接闻声而来。打工青年艺术团在肖家河社区经常做演出。王飞说他每次都来了。

  演奏快结束的时候，演奏者和听众做了一次交流。演奏者说，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吗。欢迎大家提问。王飞接过了话筒。他们的对话大意如下：

王飞：谢谢您的演奏。真的非常好。我们很少能听到这样的演奏。希望您多来，

演奏者：谢谢。好的。

王飞：我很喜欢音乐。我也买了一把二胡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入门。您能指导我一下吗。

演奏者：没问题。结束后你就来找我。

演奏者：你的二胡在哪里买的，多少钱。

王飞：在路边买的。花了20块钱。

演奏者：太幼稚了。那你这个东西不能叫二胡，只能叫玩具。我这几把最便宜的是1200。

  下面的听众都笑了。王飞没有再说话。后来我们一起到一个小饭馆喝了几瓶啤酒，他说话了。“我当时真的想再站起来骂几句。我买的这个你看不上眼，你也没有必要当众这样说。你可以结束以后，单独给我指出来。幼稚？你拿着一个几千块一把的东西就说我幼稚。我这20块钱也是我好几天的生活费啊。说的是结束后去找他，一散场，就找不见人了。”

  王飞喝了一大口啤酒。我觉得我找不到理由来安慰他。

  王飞的20块钱的二胡在那间狭小黯淡的出租屋里显得很突兀。在王飞看来，这个“玩具”跟“真正的二胡”是一样的，能响，能拉出调子来。这就足够了。“玩具”用报纸包着，很仔细的样子。对于王飞来说，每天买一颗菜都要合计一下，这花了20块钱又毫无实用的东西是一个真正的奢侈品。

但是王飞除了这个二胡以外，还有一支笛子。王飞说自己能吹几首比较简单的曲子，比如《十五的月亮》。都是他自己试着吹的。没有人教。但是现在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连这个简单的曲子也不能吹了，因为房东不许，说吵人。

  王飞曾经还拥有过一把吉他，后来弟弟来到了北京，他把吉他送给了弟弟。其实王飞并没有学过吉他，他动过学的心思。但是他没有能够学会。他也没有足够的空闲时间。

  王飞对音乐的热爱只有在老家的大山里能够肆无忌惮的表达出来。他从北京带回去一个音箱，是能放碟的。当然带回家的还包括几张碟，有流行经典，也有最新的流行歌曲。 “我那一放，隔好几座山都能听得到。真的。”他似乎怕我不相信，强调了一遍。

  我相信。而且我相信在中国，即使是最偏僻的山村里，你也极有可能听到北京街头无处不在的《两只蝴蝶》，或者《老鼠爱大米》，只要这个地方有年轻人走了出去，走进了城市。他们和王飞年龄相仿，想法一致。他们乐意将在城市里流行的，时髦的东西带回老家，即使在城里人看来，他们捡回的不过是一些廉价的皮毛。王飞的音响是在2001年左右带回家的，那时，老家的很多的人家是有电视，收音机的，但是能放碟的音响是极少的。王飞的这个是在北京花不到100元买的，虽然是二手的，但“效果很好”。

  王飞说：这一切，不过是苦中作乐呗。

 

钢筋工王飞

  1997年，王飞16岁，正准备升初三；弟弟比他小两岁，升上了初一。王飞选择了辍学。“家里实在太穷，无法同时供养两个学生。”王飞家四个人（有一个姐姐，已经出嫁），一共不到三亩地。而除了地里的忙活，父母几乎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。每学期为筹兄弟俩的不到400元的学费，父母已经想尽了辙。王飞选择了跟姐姐到北京打工。

  16岁的王飞从没有想过自己居然能来到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。火车，北京，天安门，这一切甚至在他小小的心里激起了一丝骄傲。但是他更没有想到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年会以那样的结局作为结束。

  没有来得及体验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小小的骄傲，他被直接投入了建设首都的洪流中。他的工作是在工地上做钢筋工。作为小工，那时的工钱一天10来块。王飞算的很好，一个月下来可以有300多，一年就是3000多了。工作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，第一年，他甚至没有时间去天安门。王飞没有埋怨，他有希望，他的希望就是年底的这一笔工资。这笔工资除了支付弟弟的学费，也可以给父母很大的支持。

  到了年底，感觉好像不对了。说好1月份就能结发的，但是却被推迟了。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推迟，一直到了腊月的二十六，年长的工友告诉他，老板找不着了，看来这工资没戏了。很多工友放弃了，“先回家过完年再说。”他们劝王飞。

  王飞傻了。一年的盼头就这样说没就没了。但是他又能找谁呢？他想回家。可他手里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。

  关键时刻是老乡和朋友帮助了他。他们或者借一百，或者借五十，给他凑足了回家的路费。当王飞大年三十回到自己家时，他口袋里还剩下一块五毛钱。

  这是他辛苦一年的全部所得。他外出一年，没有能够像给弟弟承诺的那样，带回他的学费。甚至一颗糖都没有买；没有能够给父母买回一件衣服，更别提像他曾经千百次想象的那样，在大年三十的晚上，他能在父母面前恭敬而骄傲的拿出一沓钱，然后嘱咐父母：儿子能挣钱了，你们不要像以前那样操劳了！所有的希望都落空，留下的只有尴尬、无奈和很深的疲惫。

  但是父母却是欣喜异常。当他在自己熟悉的家里坐下，母亲像招待客人一样，给他端上了一碗荷包蛋。父母说得最多的就是：平平安安回来了就好！回来了就好！王飞说，当晚上躺在自己床上的时候，自己感到的是一份沉沉的踏实。而这份踏实，来源于这片他熟悉的土地和这个贫寒的家庭。

  过完春节，王飞又踏上了来北京的路。这是一个让他伤心的城市，却又是他的希望所在。

  但是从那以后，王飞再也不到工地了。他掏过下水道，送过外卖，到饭店打过工，他自己都说不清换了多少份工作。但他坚决不进工地。事实上，他的第一笔工资，直到现在依然没能到手。

  王飞现在给人开面的。他们（指一个老板，王飞，还有另外一个老乡）的工作是专门给人拆装空调。在公共车站的站牌上，在一些小胡同的老墙上，你能看见这一类的小广告或者小名片。

 

 

18岁父亲王飞

  王飞曾让我大吃两惊。第一次是当我听说他已经结婚。第二次是当他告诉我，他已经是一个五岁孩子的父亲了。

  我很仔细的看这个和我同年的老乡。王飞生于1981年1月。比我大10个月。他的骨骼比我粗大，手比我粗壮，也许他的面容也比我更为成熟，但是我还是无法将他和一个父亲的形象联系起来，尤其是一个五岁孩子的父亲。也就是说，当他19岁时，他就开始要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。而那时，我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，刚意气风发的迈进大学的校门，正挖空心思要从父亲手里多掏出一些钱来。

  王飞的妻子，当年的女朋友小于，生于1982年，成都人。他们认识是在1998年，那时，小于刚来北京，在一个饭店打工。他们在一个老乡家里相识。晚上，王飞用自行车送小于回家，开始这一段感情。王飞说，1998年到1999年的这一段日子，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。工作和以前一样是累，出租房和以前一样是狭窄而昏暗，他们依然过得艰难，但是日子变得甜了。他们住到了一起，晚上下班回家，两人一起到菜市场，即使只买一颗白菜。有空闲的时候（这样的时候并不多），王飞的自行车载着两人，最远曾到过香山。那段日子，北京的天远比现在的蓝。

  当王飞发现小于已经怀孕的事实时，孩子已经四个月了。 王飞说自己的第一反应是“小时闯祸一样”。很显然，王飞还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。当所有的同龄人依然在家里理所当然的扮演自己的子女的角色时，18岁的王飞则要完成自己人生角色的第一次转换。“父亲”这个角色对他来说，太仓促，太陌生，也太沉重。“事实上，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。”王飞不希望要这个孩子。但是小于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。那年，王飞18岁生日刚过不久；小于，17岁。

  王飞的父母知道后，说，生吧。生出来我们帮你们带。

  王飞没有再坚持自己的反对。孩子已经四个月了，很多个夜晚，王飞靠近自己年轻妻子的腹部，听这个过于急切要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冤家的声音。他说他听到了孩子的心跳。“这是一个生命。”这个生命是他生命奇妙的延续。他的骨血，他的心跳。他的姓。他说自己真正觉得自己长大、成熟了就是在那一刻。他明白以后就是再艰难，自己也不能逃避。无法逃避。

  两人商定结婚。但是两人都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，因此，他们所谓的结婚就是分别告知了双方的父母，然后请了一个星期的假，到北京的知名的景点玩了一阵。这是当时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的“旅行结婚”。蜜月期间，两人第一次到了长城，到了颐和园，（事实上，其实他们租的小屋就在颐和园附近，但在这之前，他们都没有进过。）

  小于的父母对他们的恋爱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。小于虽然不是城市里的孩子，但是她是当地一个小镇上的人。“镇上的人”和农民是有差别的。她们家并没有田地，而是做生意的。但是王飞则是正宗的农民，何况他还有一个弟弟。但是事已至此，反对已经没有用了。

  2000年，孩子顺利出生在北京的狭窄的出租屋里，是个男孩。8个月后，他们将孩子送回了王飞的父母身边。

 

希望中的王飞

  王飞是家里的长子。在农村，这注定了他对父母，对弟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当初辍学来京他就知道了这个哥哥的不易。他为弟弟付了几年学费，曾把希望寄托在弟弟的学业上。但是初中毕业后，弟弟死活不愿上学，要来北京打工。他只得在北京帮忙找了一份工作。而父母今年都五十多了，身子都还硬朗，但总是一份牵挂和责任。今年5月，王飞就风尘仆仆回了一趟老家，因为父亲摔了。所幸没有大碍。

  而从当初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开始，王飞就知道自己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路。王飞说，那么早就有了孩子是个错误 ，但是“让他生下来，我并不后悔。”5年来，他们与孩子唯一的接触只在春节回家的时候，一次与孩子接触的最久的时间是两个月。第一次回家看到孩子，孩子俨然是看陌生人的眼光。直到2002年的春节回家，孩子才在爷爷奶奶的百般诱惑下叫出了“爸爸”这两个字眼。王飞说，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一年的辛苦，甚至委屈都显得太轻了。

  夫妻俩的职责就是往家里汇钱。王飞说，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于孩子的成长没有好处，但是，“不出来，你上哪儿弄钱去？”在老家，你只能回到地里忙活。而那个小县城则根本没有什么工作提供。即使他会开车，但并没有车让他开。说把孩子接来北京，但是这边哪有这个条件？王飞现在很矛盾。

  毫无疑问，24岁正是青春，活力，梦想，和全力奋斗的一个年纪。但是对于王飞来说，这一切已经过去。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已经转移到了孩子的身上。他说自己这一辈子看来是不会有太大的出息了。找工作太难。而这一切最主要的原因是书读的太少。

  所以他说：拼死拼活，我也要孩子把书读出来。孩子今年五岁，已经上幼儿园了。王飞说，他很喜欢上学。去年回家时王飞给他买了一个小书包，看着他兴奋的背上小书包，吵嚷着就要到学校去，王飞觉得自己充满了希望。

 

 

  王飞来到北京已经8年了。8年来，有变化的是他的外貌，他的胡子很硬了。也许还有他的性格，如果再遇上拖欠工资的事，他说自己敢操把刀去把钱要回来，“要是逼急了的话。”但是他的生活比8年前并没有太大的改善。依然是狭小的出租房，没有休息日的工作，和无休止的奔波。现在的工作其实很费心，有活的话大半夜也得出车，唯一的好处是“能拿到现钱。”

  晚上喝完酒已经11点，王飞送我回家。他租的平房在巷子很深处，路比较破，没有路灯，他在前面带路。我突然发现，我的这个同年的老乡，他的背居然有点弯。他的步子也不像一个年轻人的步子，显得有些犹豫和沉重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前方就是出口，而我们都在前行。